靠一双旧皮鞋，他们让中国人都用得起青霉素 | 抗战中的科学力量

汤飞凡在做实验。

中国科学家博物馆供图

“滴答，滴答……”

实验室唯一的锅炉又漏水了，

水珠顺着锈迹斑斑的炉壁滑下。

晨雾还未散去，

中央防疫处的科研人员就坐船出发了。

船身木板开裂，

船上积着一层浅浅的水。

他们要去湖中心取水，

再用那台漏水锅炉为

实验器皿消毒、制造蒸馏水。

    在这个没有自来水的地方，

已经在世界病毒学领域

小有名气的汤飞凡

放下了自己正在攻关的

沙眼病原体研究，

全面转向抗战急需的领域。

中央防疫处的科研人员，

前排右三为汤飞凡。刘晓供图

他将中央防疫处迁到昆明，

几乎白手起家，

争分夺秒地生产伤寒疫苗、

天花疫苗、白喉疫苗、破伤风类毒素

等战场所需的生物制品，

还投入极大心力

研制中国人自己的青霉素。

    1942年，

中央防疫处已经能生产

500万支伤寒疫苗。

更在这一年，

汤飞凡和同事们

正式开启了青霉素的研制工作。

中央防疫处在昆明的青霉素接种培种场景。

图源：国资小新公众号

    青霉素是救治伤员的关键药品。

但英美军方对青霉素生产的全流程

实施严密管控，

并将其列为核心军事机密。

在中国市场上，

一根金条才能买到一盒青霉素。

    为了让国人用得起青霉素，

樊庆笙、魏曦、朱既明、

黄有为、卢锦汉等年轻科学家们

也放下农业微生物、细菌学等研究，

开始了国产青霉素的研制之旅。

    青霉素的菌株并不好找，

从腐烂果蔬、植物表层

到旧衣、古钱、土壤，

研究人员终于在一位医师的旧皮鞋上，

找到了有可能实现产业化的

“绿毛霉菌”。

汤飞凡和同事们

小心翼翼地将其取下，

拿到实验室进行培养——

国内首次可以分离出青霉素的菌株

终于现身了。

这双旧皮鞋现藏于国药集团中国生物馆。

图源：国资小新公众号

之后，经过了上百次的实验，

1943年，

中国第一批临床级青霉素问世。

    战争的硝烟里，

还有更多的科学家为了战时防疫，

日日钻研不息。

在甘肃兰州，

曾师从诺奖得主亨利·戴尔的

杨永年

从麻醉药品开发转向

军民防疫用生物制品的研究与制造。

西北防疫处处长杨永年（左）

和副处长陆涤寰。刘晓供图

在四川成都，

即便屡遭日军轰炸，

曾获芝加哥大学金钥匙奖的

生理学家蔡翘

坚持血液生理领域研究的同时，

利用简陋装置自行研制

成套的生理学教学仪器，

供应国内各综合大学、医学院校

等60多个单位，

为军事医学人才培养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