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中的科学脊梁 | 严济慈

在抗战烽火中，严济慈带领物理所的同仁们在昆明的破庙里研磨镜头、测量焦距，经过严格的装配检验，生产出了数百套望远镜、显微镜等光学仪器，将物理知识转化为救国力量，为前线抗战和后方医疗提供了有力支援，在民族危亡之际，彰显了中国科学家的能力、赤诚与坚韧。

1937年夏，严济慈正出席国际文化合作协会会议，却被“七七事变”的消息激起了心中强烈的义愤。在讨论“保护各国古代文物”的议案时，他毅然走上讲坛疾呼：“各位先生，请大家注意一个现实问题，此刻，就在我们神圣的会议正在讨论保护各国文物古迹的时候，日本侵略者已经扬言，威胁要轰炸北平。北平是闻名于世的千年古都，我提请世界舆论公开谴责日本侵略者这一毁灭文化的罪恶企图。”

讲坛上的愤怒尚未平息，南京沦陷的噩耗接踵而至。他断然拒绝了有关方面将他家眷接往法国的建议，每天守在港口打听船期。李石曾劝他：“这个仗可能要拖很久，可能回不去了。”法国朋友也不解：“战火遍地，你现在回去又能干什么呢？”严济慈的回答掷地有声：“国家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作为一个中国人，怎能袖手旁观。我虽然不一定能够拿起刀枪，但我有自己的岗位，可以用自己的知识为国家、为抗战效力。”

在法期间，他还积极协助中共负责人吴玉章联络法国物理学家郎之万，支持吴玉章在巴黎举行抗日集会，并担任法语翻译。1938年，他在里昂接受采访时说：“中国是绝对不会灭亡的。中国人民的抗战是正义的事业，不管战争要持续多久，情况多么险恶，最后的胜利必将属于中国人民。作为我个人来说，我将和四万万同胞同赴国难。我虽一介书生，不能到前方出力，但我要和千千万万中国的读书人一起，为神圣的抗战奉献绵薄之力。”他斩钉截铁的宣言登上了《里昂进步报》，却也因此引来了日伪方面的仇视，朋友急电警告他“切勿在上海上岸”，他便辗转香港、越南，最终抵达昆明。此时，他心中始终牵挂着自己亲手创办的两个研究所——北平研究院物理学、镭学研究所。

1938年的北平，严济慈的妻子张宗英带着一家老小，在日本特务的监视下艰难度日。最小的女儿七光刚满6个月，却因咳嗽症被特务在药中下毒而夭折。七光是严济慈夫妇唯一的女儿，严济慈夫妇钟爱之极，而让人伤心欲绝的是，严济慈还没有看见过这个天真活泼的女儿。

在时任清华大学教授张子高的帮助下，张宗英带着一家八口总算辗转逃到香港，最终在昆明团聚。严济慈没有沉溺于丧女的悲伤，反而将悲愤化作动力。在昆明安置好家人后，严济慈立刻投入工作。

“九一八”事变后，北平研究院开始南迁。物理所部分人员与设备先迁上海，其余辗转越南抵达昆明，途中仪器资料损失大半。

因昆明城内常遭日寇轰炸，物理研究所和严济慈一家不停地搬迁。为研究所寻找安全场所成为当务之急。经同乡植物学家蔡希陶相助，他将研究所安置在偏远的黑龙潭龙泉观古庙——一座积满蛛网和灰尘的破旧古庙。他把较好的房间分给研究员，自己则在古庙楼梯下的阴暗黑屋办公。妻子担忧此地不洁致病，他却坚持：“我的身体比谁都健壮。”

没日没夜的工作让他染上了经昆虫传播的斑疹伤寒，高烧至40度，经名医范秉哲抢救才脱险。范大夫嘱他要好好休息，严济慈却闲不住，一转眼又去了龙泉观。

彼时，研究所因仪器丢失、物资短缺，研究几近停滞，但他仍咬牙设法坚持。

“龙泉观来了一位著名科学家”的消息传开后，不断有人找上门来请严济慈解决一些科技难题。

军政部兵工署署长找上门来，希望赶制一批显微镜；附近无线电厂也求助制作无线电通讯用以稳定频率的压电水晶震荡器。严济慈一一欣然应允。严济慈明白这些都是抗战急需的，因此不顾大病初愈、需要静息调养的身体，开始寻找原料及技术工人。

严济慈亲手绘制图纸，指导技工打造磨镜设备，甚至手把手培训工人。缺少测定镜片曲率的球径仪，便让钱临照改装光谱仪得以解决；没有计算器，就请西南联大的学生帮忙查对数表、手算数据。在他带领下，物理所成了“战时军工厂”。被戏称“严老板”的他，既负责产品设计与技术指导，又亲力亲为接待访客、洽谈业务。稍有空闲，严济慈便与研究所人员一同研磨镜头、切割水晶片、测量焦距，对每道工序的质量严格把关。

抗战期间，物理研究所先后生产了1000余片水晶振荡片、500架显微镜、300套测量仪，还制造了经纬仪、水准仪等100余套设备，甚至为中英科技合作馆制作了50余具缩微胶片放大器。这些曾依赖进口的仪器，在日寇封锁下竟然实现了国产化。

此外，镭学所在他的指导下仿制出医用紫外光灯，发明水晶轴新测定法，解决了战时医疗等急需解决的难题，他们的这些方法后来被大英博物馆收藏展示。

1943年，严济慈获得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奖状，奖状上写着：“查严济慈先生发明磨制晶体新法对国防科学颇有贡献兹经国防科学技术策进会推荐特给奖状以示激励。”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远在美国讲学的严济慈听闻消息，不禁欢呼雀跃——他期待的和平科研环境终于来临。

从巴黎的呐喊到破庙的坚守，严济慈用科学家的方式诠释了爱国：他的显微镜里，装着民族救亡的希望；他的计算公式中，写满“科学救国”的赤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