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能穿过戒指的披肩背后，是3到5条生命

近期热播的电视剧《生命树》中，胡歌饰演的主角原型之一正是“可可西里守护者”索南达杰。

而想真正读懂索南达杰和巡山队的故事，就绕不开一个关键词——沙图什。

沙图什是波斯语，意思是“羊绒之王”。

沙图什这种披肩（也做围巾、头巾等）用藏羚羊的底绒织成，轻盈到能穿过戒指且保暖性极好。但藏羚羊的底绒没法像绵羊那样剃，必须杀了才能取。

因为轻巧到可以穿过戒指，所以又叫“指环披肩”

图源：纪录片《平衡》

做一条沙图什披肩，要杀掉3到5只藏羚羊。

80年代末，沙图什在欧美市场突然火了，绝佳的质量加上稀缺性使一条披肩卖上了几千到几万美元（贩卖者欺骗消费者说是取自藏羚羊自然脱落的绒毛制作而成）。暴利之下，大批盗猎者涌入可可西里。

他们还有一个高效的手段：开吉普追羊，夜里用强光灯照，藏羚羊视觉一丧失就呆住了，往往沦为“待宰羔羊”，熟手30秒就能剥下一张皮。

自然脱落的绒毛零星掉落，难以收集，更无法产业化。图源：纪录片《平衡》

这样大量的捕猎，后果不言而喻。

藏羚羊种群密度在20世纪下降超过90%，从巅峰时期的50-100万只被盗猎到只剩几万只（数据还有争议，因为可可西里面积太大、地形太复杂，很难做系统调查）。

可可西里平均海拔4600米以上，4.5万平方公里。没有常住居民，没有警察，没有法院，盗猎者想怎么杀就怎么杀。

这就是索南达杰走进去时面对的局面。

杰桑·索南达杰，1954年生，青海玉树治多县人，藏族。1974年青海民族学院毕业，回家乡当老师，后来做到治多县委副书记。索南达杰最早不是做环保的，他的理想是给治多培养人才。当教育部门负责人的时候，他一个人骑马走遍草原，动员牧民送孩子上学。

那他是怎么转向动物保护的？

索南达杰第一次进可可西里，随身带的书是《工业矿产开发》。 过了一段时间，口袋里的书换成了《濒危物种名录》。

转变不是一夜之间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他亲眼看到遍地的藏羚羊尸骨——母羊被剥了皮，小羊还趴在尸体上找奶。

这种冲击，经历一次就回不去了。1992年7月，在他的推动下治多县西部工委成立，他兼任书记。依托西部工委，他建立了中国第一支武装反盗猎队伍。

条件很差：没有正式编制，没有财政拨款，装备凑不齐。所以在当时，可可西里就如他自己所说的：“这里不是无人区，是无法区。”

我们把时间拨回1994年1月8日。

索南达杰带队从格尔木出发，第12次进可可西里。1月9日到13日，查获多起盗猎和淘金案，没收233张沙狐皮，收缴步枪和数千发子弹。

1月16日，在青海、西藏、新疆三省区交界处的泉水河附近，连续截获两个盗猎团伙共20人，缴获5辆汽车和1800多张藏羚羊皮。其中12人的团伙，此前在阿尔金山附近9天杀了1000多只藏羚羊。

是的，7个人押了20个人。

当晚两名盗猎者出现了高山肺水肿和枪伤。

索南达杰让扎西多杰连夜把伤者送去格尔木。临走前，他用自己轻巧的77式手枪换了扎西多杰的54式。好枪给走夜路的人，自己拿轻枪对付剩下的18个盗猎者。

1月18日，太阳湖附近，与盗猎分子发生枪战。索南达杰中弹牺牲，40岁。

由于当时的环境太恶劣，遗体一周后才被找到。零下四十度的可可西里把他冻成了冰雕，俯卧在地，右手保持着扣扳机的姿势。

图源：故事片《杰桑·索南达杰》

他儿子索南仁青当时12岁，在家等爸爸带爆竹回来过年。索南仁青后来说，父亲每次进山都会告诉家人准确的回程日期，“唯独这一次什么时候到家，他就没写”。遗体运回治多那天，全县两千多人来了一千多。正值春节，但没人欢度。

索南达杰纪念碑

从1992年到牺牲，540多天里12次进入可可西里腹地，354天在无人区度过，行程6万公里。查获8个盗猎团伙，收缴枪支25支、子弹万余发、藏羚羊皮1416张。

索南达杰走了。可可西里的盗猎不会因为一个人的死停下来。谁来接？

他的妹夫扎巴多杰。当时他在玉树州人大常委会，职位比县里高。但他给州委写了封信：

1995年5月，扎巴多杰调回治多县重建西部工委。同年10月，在青藏公路八工区的一顶帐篷里建了专职武装反偷猎队，后来叫“野牦牛队”。队员大多是退伍军人和待业青年，还有几个被感化的前盗猎者。

野牦牛队从1995年到2000年解散，五年里巡山上百次，抓获盗猎团伙92个，收缴藏羚羊皮8000多张。这个数字几乎占了青海、西藏、新疆三省区全部反盗猎成果的一半。

2000年底，西部工委和野牦牛队解散，人员并入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这些坚持换来了什么？

根据《西藏藏羚羊生物生态学研究》等报告：

另外，有研究者比较了2003年和2013年两个时间点的藏羚羊微卫星遗传多样性。 结果是：尽管经历了严重的种群瓶颈，藏羚羊保持了很高的遗传多样性，而且多项多样性指标较2003年有显著或接近显著的提升。

节选

为什么种群数量暴跌，遗传多样性却没跟着崩？科学家的解释是：雌性藏羚羊每年长达350公里的迁徙行为促进了不同亚群间的基因交流，在瓶颈期起了缓冲作用。

2016年9月，IUCN将藏羚羊从“濒危”（Endangered）降为“近危”（Near Threatened）（部分报道把这次降级翻译成“易危”（Vulnerable），是不准确的）。

2017年，可可西里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

索南达杰牺牲30多年了。

他儿子索南仁青在治多县森林公安局工作了25年，破获过多起盗猎案件。扎巴多杰的儿子秋培扎西，现在是可可西里卓乃湖保护站的站长。他13岁就跟着父亲巡山，没有枪高的时候就背着枪进可可西里。

当然，盗猎的消失不只是民间力量的坚持。索南达杰牺牲后，可可西里的保护终于上升到国家层面。

1996年可可西里被列为省级自然保护区，1997年升格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同时成立管理局和森林公安分局。青海省公安厅森林警察总队可可西里森林公安局随之成立，专职负责保护区内的反盗猎执法。

索南达杰曾经说可可西里是“无法区”，现在不是了。有了正式编制、有了财政拨款、有了法律依据，装备也好起来了。保护区设立了5个保护站，配备了车辆和武器。巡山队开始常态化运作：每月至少一次大规模巡山，每三天一次小规模巡线。

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救助站中的小藏羚羊

但高原环境依然严酷。早期装备有限的时候，巡山队员只好在枪套里装满石头，碰到盗猎分子就拍着枪套假装有枪。碰到不要命的盗猎者逃跑反击，队员们只能硬碰硬：“先拼命追上、再用力扑倒。”

正是前期一代代守护者的舍生忘死，加上后期政府的制度化投入，盗猎才被彻底遏制。

2009年至今，可可西里再无盗猎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