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0年前山东部落，男人“户口”永在母族，死后葬回“娘家”

文 ｜ 《中国科学报》 记者 冯丽妃 廖洋

证实了！中国最早成功实施开颅手术的傅家遗址是母系氏族社会。

近日，这一重大发现发表于《自然》并冲上热搜。一个由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机构组成的跨学科团队，首次在世界范围内为史前母系社会组织的存在提供了直接证据。

这一判定有何依据？又有何学术与现实意义？《中国科学报》记者就此采访了研究团队成员，管窥这一发现背后的故事。

故事始于2021年8月。从德国马普学会访学归来的宁超，带着分子遗传学的研究背景加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从自然科学跨界到人文科学，他的目标很明确：用古DNA技术破解考古学中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

传统古DNA研究常聚焦“人群从哪儿来”，而宁超想突破这一单一研究框架，回答“社会结构如何”“文化模式怎样”等更深层次的问题。

“古DNA技术能为考古学提供新解释维度；而考古学样本丰富，且能聚焦具体学术问题，可避免纯技术导向的‘数据堆砌’。”宁超认为。

他与“老搭档”——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长聘副教授张海，很快锁定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问题——史前中国是否存在母系社会组织？

这个问题在学术界争议已久。1861年，瑞士人类学家巴霍芬提出人类早期社会普遍存在母系阶段；1871年，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构建了母系向父系过渡的社会进化模型；1884年，恩格斯在其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进一步强调母系氏族是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

然而，百余年来，这些理论一直缺乏直接的考古证据。

傅家遗址为此提供了机遇。该遗址位于山东省广饶县，隶属于黄河下游一带新石器文化——大汶口文化，曾出土大量石器、陶器、玉器，并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开颅手术实例，考古人员此前发掘的一位墓主人，经多方论证被认为经开颅术后长期存活、骨组织修复较好。尽管主流观点认为大汶口文化属于等级式父权社会，但傅家遗址的特殊性令人瞩目——随葬品极少、生产力水平低下、几乎不见贫富差距。这些特征与现代民族学对母系社会组织的认知高度契合。

傅家遗址全景。

但傅家遗址是否属于母系社会始终未有定论。为攻克难题，新的“战友”不断加入，一个“古DNA+考古学+民族学”跨学科研究团队迅速组建。

傅家遗址距今约4750至4500年，最早发掘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样本高度碎片化且污染严重。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教授黄岩谊团队主攻微量核酸分析，团队中的副研究员庞玉宏在该方向已积累了十余年经验，他们凭借精湛的技术攻克了难题。“头部颞骨和听小骨是DNA质量最高的部位，若缺失则次选牙齿、肢骨。排除污染后，可依次进行样本提取、测序、分析。”论文第一作者、该团队的王劲成博士解释说。

与研究人类迁徙不同，聚焦社会结构的研究不能仅对比若干基因位点的变异，而是需要更多更加精细的位点。黄岩谊向《中国科学报》解释，线粒体只从母亲遗传，相同线粒体可建立母系成员的系统发育树；Y染色体仅男性拥有，可判断是否继承自同一父系祖先；常染色体则父母双侧遗传，可追踪血缘亲疏关系。

“通过对比遗传特征，就能为解码社会结构提供信息。”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严实说。他负责分析父系遗传特征及提供人类学和民族学的理论支持。

很快，研究团队分析发现，傅家遗址南区的46个个体中，有44例（29名女性、15名男性）属于线粒体单倍群D5b1b，占比95.65%。这种单一化的遗传模式强烈暗示其源自单一母系祖先。而10例男性样本分属6种不同单倍型，其高度异质性与母系遗传的单一性形成强烈反差。

傅家遗址南区墓地1995年发掘现场。

傅家遗址南区墓葬。

然而，仅线粒体一致，并不能简单证明其是以母系为纽带的社会组织。“假设它不是一个社会组织，而是来自同一家系—— 一个血缘上有关联的老祖母的后代呢？”张海回忆说。

由于缺乏参照体系，研究一度陷入论证僵局。

事实上，此前山东大学考古学院教授董豫等也曾通过古DNA和同位素研究，提出傅家遗址大概率为母系社会的结论，但受限于当时的DNA测序精度，未能获得学界广泛共识。

转机来临了。为配合广饶潍高路以北傅家片区环境整治提升工程建设，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傅家遗址进一步发掘——另外一片北区墓地现身了。

2021年10月，雨季刚过，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孙波、昝金国等从济南奔赴广饶，赶在高速公路建设前对傅家遗址北区进行保护性发掘。

“田野考古手铲功夫要过关，不能用‘挖’，那太粗糙；要用‘刮’，一铲一铲刮出来。”昝金国说。

从当年秋季“刮”到年底，工地结冰后，他们用毛毡布、草苫子覆盖和保护遗址，每天抢在下午土壤冻结前提取人骨和器物，并拍照、摄像记录每个细节。有时来不及归库，这些千年古物就“住”在昝金国的床底下。

这片北区墓地发掘面积约300平方米，墓葬58座，其中大汶口文化墓葬38座。尽管它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发掘的南区墓葬规模不可同日而语——南区总面积达37万平方米、墓葬508座，但北区却成为破解谜题的关键。

当北区墓地14具人骨（11名女性、3名男性）的全基因组数据出炉，整个团队为之振奋——所有个体均属于线粒体单倍群M8a3，与南区的D5b1b完全不同，证实存在两个独立母系氏族！

随着南北两区基因与发掘信息的拼合，一个原始村落的面貌逐渐清晰：村落由两个相距约400米的母系氏族组成，氏族拥有公共墓地，且长期保持通婚关系——两区之间相同的Y染色体单倍型，以及两区内部和之间存在的1~6级亲缘关系都证明了这一点。

引人注目的是，在长达250年的时间里，两个氏族一直严格遵循“随母葬”制度，青少年与成年男性均埋葬于出生时所在氏族墓地。南区超过35%的“二次葬”也印证了这一点——遗骨在初次埋葬后，被重新迁回所属母系氏族墓地。

傅家遗址北区墓葬。

“这类似今天的‘上门女婿’，男性婚后或走婚或从妻居，但‘户口’永远在母族，死后必须‘回娘家’安葬。”严实说，“这体现了‘氏族外婚、死后归宗’的母系社会组织的典型特征。”

进一步的全基因组分析中，黄岩谊、庞玉宏与王劲成发现，所涉及的60名个体均表现出显著的纯合性片段（ROH）特征，说明地理邻近族群通婚维持遗传多样性，存在其他母系氏族男性融入的可能，但因“随母葬”制度，他们并未葬于傅家墓地。

通过碳、氮、锶等同位素分析，研究团队还揭示了傅家先民独特的生活图景：他们的主食为粟、黍以及以此为饲料的家猪，且常吃海鲜“加餐”——当时的居住地距海岸线仅几公里，比现在更近；男女饮食结构无差异，体现社会平等。锶同位素“定位”显示，他们的活动范围局限在遗址周边约10公里内，与同期其他新石器文化流行的“远距离外婚”形成鲜明对比，这使得他们的基因里都是“本地味”。

至此，研究团队构建起完整的证据链条，让“母系社会”从理论假说走向科学叙事。“该研究为母系氏族结构提供了确凿证据。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例研究，精彩展现了多学科联合分析与考古学、民族学背景整合的独特价值。”德国马普学会进化人类学研究所考古遗传学系教授Wolfgang Haak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评价说。

回顾来路，张海清楚记得投稿后的紧张时刻：去年7月投稿，一审返回正好在春节期间，为回应审稿人的疑问，他们整个春节都在围着问题打转，线上线下沟通每个细节该如何完善。在回答锶同位素基线的问题时，研究团队在遗址周边半径70公里内，每隔不到1公里就采集一个样品，从黄土台地到山顶，共采集数百份样本，耗时近两个月才完成基线建立，最终让研究成果经受住了考验。

“这项研究的最大特色就是‘文理互补’的深度学科交叉。”宁超感慨，“每个人都是拼图不可或缺的一块。”

当然，他们也遇到过“学科语言不通”“研究范式不同”等障碍，经常反复讨论，甚至“吵”得面红耳赤。“我们经常在一起讨论到错过饭点，然后买盒饭继续讨论。”黄岩谊回忆，他的团队与宁超、张海、严实无数次在位于地下室的实验室分析数据，从白天谈到深夜，学科分歧在讨论中慢慢消弭。

“这个过程中，我们互相学习。我们从考古学家那里了解到遗址背景和文化意义，他们从生命科学研究中理解数据的科学逻辑。”庞玉宏说。

跨学科问题常无标准答案，需经历数据、资料、考古分析的渐进论证。为厘清“母系氏族”与“母系社会”的区别，生命科学团队查阅了大量人类学文献，以确保表述严谨；为确定“二次葬是否全为母系归葬”，研究团队反复推翻假设，最终通过多学科证据交叉才得出结论；生命科学团队用古DNA数据证明傅家遗址的母系特征后，考古学团队又提出“母系社会可能的婚配模式”，这种碰撞让研究更立体。

“交叉不是浅尝辄止，而是各展所长后的深度融合。”严实说。

张海也秉持类似观点，即在顶级的交叉研究中，只有将本专业做到极致，才能在交叉研究中发挥最大价值，推动整个领域向前发展。

傅家遗址出土彩陶。

傅家遗址出土彩陶。受访者供图

“小荷才露尖尖角，这只是开始。”昝金国说。孙波也表示，过去传统考古主要依赖于地层分析和器物组合，而今“传统考古+现代科技”模式将成为标杆，推动考古学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应用。

值得关注的是，研究团队发现，与傅家遗址相邻的五村遗址也呈现出高度相似的墓葬分布模式和考古学文化特征。这表明母系社会结构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鲁北地区很可能不是个例。

那么，这种母系社会的存在范围和时间有多久？目前尚不得而知。下一步，研究团队希望对比山东其他大汶口中晚期聚落人骨数据，并计划扩大科技考古范围，探索黄河三角洲史前文化与海洋环境的互动关系，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供更广泛的区域事例。

Haak表示，尽管聚焦生物亲缘关系的遗址内古DNA研究日益增多，但仍需要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更多事例，才能建立可靠模式。“我们期待看到更多来自不同生态地理区域、不同文化时期的同类研究。”他说。

展望未来，宁超表示，DNA考古在国内外都备受关注，但要避免单纯拼样本量和时间跨度的同质化竞争，因为这类研究“续航性不足”，多关注社会结构、文化模式等深层问题，才能产出更多“范式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