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良心，谁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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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转眼，又是年底啦。
就在人们欣赏着大雪、盘算着得失、琢磨着今天晚上该吃点啥的时候，一篇名为《罗一笑，你给我站住》的文章，像燎原之火，引燃了社交媒体。
（罗尔为女筹款事件，图片来源：weibo.com）
我们经常见到好事，我们也经常见到坏事；我们有时候义愤填膺、慷慨解囊，也有时候一笑而过、淡漠处之。良心，或者说道德感，似乎是人所有特质里，最神秘的一个。
到底是什么在操纵它呢？
孟子信“人善”，韩非却说“好利恶害，夫人之所有也”。康德含蓄地表示，“道德教育的第一要务是确立一种品格，即按照准则来行动的能力”。
——你不帮助别人，是因为你教养不好！
一直到了1964年。
我们的故事始于纽约皇后区，一名女子在那里被强暴。长达35分钟的时间内，有38个人看到了这一切。诡异的是，没有一个人选择上前帮忙，甚至没有一个人愿意拿起电话报警。[1]
（案件现场[2]）
不用说，事情一见报，舆论就炸了锅。有的人痛斥冷漠，也有人信誓旦旦地表示，如果自己当时在现场，一定有勇气阻止罪恶。然而，稍一分析，就能发现这两种说法的问题：即使社会再冷漠，总不至于连打个电话的时间都没有吧？如果性格是助人的关键，那么，难道当时的38位目击者恰好都是懦弱的人？这概率忒小了点……
所以，还有一些人，比如达利（John M. Darley）与拉丹（Bibb Latané），提出了更合理的假设：也许目击者的数目，可以影响我们的行为。
二人当时只是助教，而道德对于心理学，绝对是个陌生的领域。初出茅庐便遇见巨大的难题，这是武侠小说常见的开头。运气好，你会遇见身怀绝世武功的白胡子老头；运气不好，你只能身怀绝世武功慢慢变成白胡子老头……
不过，近代以来，有一群人，他们在贝格尔号船上、从鹅颈瓶中摸索出了一条发现真相的路：地位是不重要的，资历是不重要的，提出问题、作出假设、设计实验、分析结果才是关键。
在达尔文和巴斯德之后，又有两位少侠上路了。
达利和拉丹遇到的第一个难题，是如何设计实验。
跟其他学科相比，心理学无疑很特殊。标本可以看见、细菌会在培养皿里现形，人的心思却很难直接观察。一个人见死不救，可能是冷漠、可能是懦弱，也有可能是拉肚子、急着找厕所压根没看见……
所以，设计心理学实验，有三个变量需要注意。
第一个是自变量，即实验者想要研究的变量。第二个称之为控制变量，泛指自变量以外的、一般性的环境。第三个叫做因变量，指受试对象对自变量的反应。[3]
带着这些限制，达利与拉丹设计了经典的旁观者实验。
首先，构建一个合适的自变量。
达利与拉丹想研究紧急情况下，助人行为受哪些因素影响。所以，他们准备了好几段录音，其中一段，实验人员假装癫痫发作。“我……我觉得，我需要……需要……帮助，有……有没有……人……能助我？”
（假装癫痫发作的录音[4]）
其次，尽可能地限制控制变量。
实验人员准备了几个相连的房间，每个房间里都有一副耳麦。一间为实验房间，邀请受试者进入；其余的房间，则摆放着录音机，用以播放事先录好的磁带。由于受试者孤身独处，所以他并不知道自己在听录音，而误以为自己正跟真人谈话；同时，实验人员设计了一个精巧的装置，确保每次只能有一个麦克风起作用，换言之，一旦通过麦克风播放癫痫发作的录音，受试者没办法通过耳麦跟“其他人”商议策略。
最后，就是观察因变量了。
实验人员打着研究都市大学生适应情况的幌子，招募了72名志愿者。因为类似研究常常涉及一些敏感的、隐私性较强的问题，所以实验人员告诉志愿者们，“你们可以坐在房间里通过耳麦匿名小组讨论，有的人在二人组，有的人在三人组，还有的人在六人组” 。
实际上，每一组都只有一名志愿者，其余所有谈话都是事先准备的录音。随后，在某个时刻，播放癫痫发作的录音。
（实验场景[2]）
俗话说“群威群胆”，按照常理，人越多，见义勇为的可能越大。然而，实验结果让人大跌眼镜——二人组，85%的人在52秒内走出房间、告诉研究者“有人癫痫发作需要帮助”；三人组，数字变成了62%、93秒；而在六人组，场景近乎一致，无非多了四位虚拟的旁观者，却只有31%的人选择帮忙，平均用时长达166秒。[4]
旁观者越多，目击者助人的可能性就越小！
随后，达利和拉丹又进行了第二组实验。四名大学生坐在同一个房间里，填写关于大学生活的调查。其中三位是实验人员安排的助手，真正的受试者对此并不知情。接着，实验人员通过通风管道向房间内释放某种无害、但有色的气体。
结果显示，如果实验助手们镇定自若，那么，几乎每一位志愿者都会压制自己的焦虑、强迫自己继续坐在房间里。[5]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小故事，分析志愿者的心态。
一天早晨，你拎着油条去赶公交。路过某条胡同的时候，遇见个小孩。这个小朋友比较淘气，脚不闲着，蹦蹦跳跳，嘴也不闲着，忙着吃糖。一不留神，坏了！糖块堵住气管，他呛住了！
这个时候你会怎么想呢？
一看到他呛住，你立刻意识到，这是自己的责任。你是现场唯一的成年人，你不帮谁帮？
接下来，很自然地，你开始衡量得失。“如果我帮他，我会得到他父母的感谢，比方说一百块钱，与此同时，我会错过班车，因为迟到被老板罚三十；如果我不帮他，不仅别人会指责我，而且我下半辈子都将永远活在内疚里。”
所以，帮。净赚七十嘛。
如果胡同里还有一个成年人呢？
你们二人之中，只要有一个人出手相助，小孩就能得救。因此， “救小孩”不再是“你”的责任，而是“你们”的责任。每个人二分之一。
随后的衡量，也因之改变。
即使你不帮忙，别人也不能全怪到你头上。
如果你选择帮忙，那么有两种可能：一，对方也出手了，你们都受到孩子父母的感谢，也都因为迟到被罚款；二，对方什么也没做，但是因为你救了孩子，激动地一塌糊涂的父母连他也谢上了……
还有一个额外的可能——那个人是小孩的亲属，他们在那闹着玩呢。你心急火燎地去帮忙，没得到感谢不说，还落了一顿数落。
“你怎么那么傻呀，闹着玩你看不出来？”
得，这下尴尬了，以后必须绕道走。
如果这一切发生在一条车水马龙的路上呢？
“其他人怎么还没动静呢？会不会是我看错了？哎我听说最近电视台爱搞真人秀……”
于是你决定，再等等、再看看、再琢磨琢磨、再纠结纠结，再过一会，再说。
只要有旁观者存在，个人所承受的责任就会减少；而旁观者越多，利弊衡量越复杂。
在老式计算机上开几十个程序会得到什么？
蓝屏！
我们也可以从数学角度量化分析这个过程。比如，冯浩文等国内学者曾用博弈论的观点讨论旁观者对人的影响。随着旁观者数量的上升，成本也逐步上升，当总收益趋向于零时，出手相助的人自然大为减少。[6]
综合这些研究，我们可以绘制一张图表，描述人在危急情况下的决策过程。
（助人行为的道德决策[7]）
好了，拉丹和达利的故事已经接近尾声。不过其研究的意义，却影响深远。
对于国家而言，只要能降低助人的成本，社会风气就会大为改善。比如，2015年出台的《北京市院前医疗急救服务条例(草案修改稿)》明确规定，“……紧急现场救护行为受法律保护，患者及其家属不得捏造事实向救助者恶意索赔”，就开了一个很好的头。[8]
对于个人而言，要意识到人是受环境影响的，既不要盲目指责他人冷漠，又应该学习一些心理学知识，主动打破旁观者魔咒。有国外学者发现，如果事先向志愿者介绍旁观者实验，那么，其助人意愿会大为增加。[9]
对于研究者而言，一方面应该继续探索消除旁观者效应的方式，另一方面，网络的出现产生了一个更加复杂的虚拟世界，人的好和坏似乎都得到了放大，如何研究新时期的旁观者效应呢？
我们且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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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GANSBERG M. Thirty-eight who saw murder didn’t call the police[J]. New York Times, 1964, 26.
[2] 迟毓凯. 人格与情境启动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J].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2005, 166.
[3] 坎特威茨等. 实验心理学: 掌握心理学的研究[M].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4] DARLEY J M, LATANE B. Bystander intervention in emergencies: diffusion of responsibility.[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68, 8(4p1): 377.
[5] LATANE B, DARLEY J M. Group inhibition of bystander intervention in emergencies.[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68, 10(3): 215.
[6] 冯浩文. 博弈论视点下的旁观者效应解读及其破解策略[J]. 中外企业家, 2009(22): 9–10.
[7] 刘翔平. 旁观者效应的道德决策模型[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1996(4): 97–101.
[8] 北京市院前医疗急救服务条例(草案修改稿)
[9] 斯莱特, 雅方. 20 世纪最伟大的心理学实验[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