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协定》颁布10年后，各国对绿色低碳的态度出现了分化，但中国始终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催生了中国在绿色低碳领域的产业竞争优势，一举从追赶者变成了引领者。

　　《商学院》杂志就中国在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坚持绿色低碳目标的战略意义，采访了国际可持续准则理事会主席特别顾问兼北京办公室主任张政伟。

01

杞人需要忧天

　　六次评估报告，反映了人类对气候问题的认识过程。

　　“杞人是否需要忧天？人与天之间究竟有没有关系？导致全球气候变暖的因素究竟是自然因素还是人为导致？”张政伟先抛出了一连串的问题。

　　一直以来，学界争议不断的是，全球气候变暖是否由人类活动导致？因为没有科学结论，各国政府无法采取相应的气候行动。

　　1988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和世界气象组织（WMO）成立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定期为全球提供关于气候变化的科学评估。

　　正如1988年 12 月 6 日联合国大会第 43/53 号决议所概述的那样，IPCC最初的任务是就气候变化科学的认知状况、气候变化的社会和经济影响，以及潜在的应对策略和可纳入未来可能的气候变化国际公约的要素，进行全面审查并提出建议。自 1988年以来，IPCC已开展了六个评估周期，并发布了六份评估报告，这些报告是全球范围内关于气候变化最全面的科学报告。

　　“六次评估报告，反映了人类对气候问题的认识过程。”张政伟说。

　　1990年，第一次评估报告（FAR）指出，温室气体浓度的增加可能导致全球变暖，但由于气候系统的复杂性和自然变率的影响，尚无法明确区分人类活动和自然因素对气候变化的具体贡献。

　　1995年，第二份评估报告（SAR）首次提出“人类活动对全球气候产生了‘可检测的影响’”，但对具体影响程度的量化仍存在不确定性。

　　2001年，第三份评估报告（TAR）进一步指出，过去50年中观测到的全球变暖“很可能”主要归因于人类活动，特别是温室气体的排放。

　　2007年，第四份评估报告（AR4）明确表示，过去50年中观测到的全球变暖“极有可能”（概率超过90%）主要由人类活动引起，特别强调了温室气体排放的作用。

　　2013年，第五份评估报告（AR5）进一步提升了对人类影响的确定性，指出自20世纪中期以来观测到的全球变暖“极有可能”（概率超过95%）主要由人类活动引起。

　　2021—2023年，第六份评估报告（AR6）以更强的措辞强调，人类影响已造成大气、海洋和陆地变暖，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在此期间，IPCC还发布了三份特别报告和一份方法学报告。其中第一份特别报告《全球升温1.5℃》（SR15）是世界各国政府根据《巴黎协定》要求编写的。2019 年5月，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完成了2019年修订版，这是对2006年《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的更新。《气候变化与土地特别报告》（SRCCL）于 2019 年 8 月发布，《气候变化中的海洋和冰冻圈特别报告》（SROCC）于2019年9月发布。

　　IPCC的运作方式是召集全球科学、技术、社会、经济等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专家，根据已有文献开展综述式的研究，不再自行开展科学研究。报告要经过数轮起草和评审，旨在确保全面、客观，编写方式开放、透明，成稿后，还要经过科学界的研究以及各国政府的批准，最后才会定稿，保证综述成果代表人类当前的认知。张政伟解释道：“文献足以代表一段时期的研究前沿，这一研究方法的好处是，科学家们通过文献来观察人类对问题的认知程度,从而得出大多数人对气候与人类行为相关性的判断。”

　　IPCC的六份评估报告，每份都直接为国际气候政策的制定提供了依据，成为下一步应对行动的基础，也是各国进行气候谈判的基础。

　　1990年，第一份评估报告强调了气候变化作为一项具有全球影响力挑战的重要性，应对这一挑战需要国际合作。它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的制定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UNFCCC是减少全球变暖并应对气候变化后果的关键国际条约。第二份评估报告为各国政府在1997年《京都议定书》通过前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第三份评估报告将注意力集中在气候变化的影响以及适应气候变化的必要性上。第四份评估报告为后京都协议奠定了基础，重点是将升温幅度限制在2摄氏度以内。第五份评估报告于2013年至2014年间完成，它为《巴黎协定》提供了科学依据。《巴黎协定》承诺将采取行动以将全球升温控制在高出工业革命前水平2℃的范围内，并尽量控制在1.5℃范围内。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已完成其第六个评估周期，报告的影响还不仅仅局限于上述国际共识的形成。

　　张政伟提到，“2007年发布的第四次报告，催生了2008年世界首笔绿色债券的诞生。”第四次报告的内容，无可争议地将人类活动与全球变暖联系起来，促使瑞典养老基金开始思考如何利用它们所管理的储蓄来解决这一问题。它们向瑞典北欧斯安银行（Sandinaviska Enskilda Banken AB，简称 SEB）咨询。SEB 致力于为投资者寻找风险低且具有影响力的融资，世界银行在世界各地的环境项目投资方面拥有深厚的专业知识，但需要资金支持。最终在2008年11月，世界银行发行了首份绿色债券，率先采用了投资者、银行、发展机构和科学家之间的新型合作模式，明确了符合绿色债券支持条件的项目标准。世界银行的绿色债券提高了人们对气候变化挑战的认识，并证明了投资者有潜力通过安全投资来支持气候解决方案，同时不放弃财务回报。它为国际资本市场协会（ICMA）协调制定的《绿色债券原则》奠定了基础。张政伟说：“如今，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绿色债券发行市场，起源就在2007年的报告。”

02

以恒心构建绿色低碳领域的核心竞争力

　　绿色低碳在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议程。

　　科学界的努力，最终为各国政府的产业政策和国际间的合作奠定了基础。但是近年来，不少国家在气候议题的行动上却有所退潮。

　　美国明确退出《巴黎协定》，欧盟也在修改相关法律，英国政府把新燃油车销售禁令从原定的 2030 年推迟到2035年……中国还要不要坚持“双碳”目标？张政伟说：“《巴黎协定》颁布10年后，有的国家退出，有的国家和地区出尔反尔，有的国家先保经济再谈可持续，但中国却始终意志坚定。自2020年9月中国提出‘双碳’目标以来，碳达峰、碳中和已经连续5年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

　　绿色低碳在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议程。2020年9月22日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应对气候变化《巴黎协定》代表了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大方向，是保护地球家园需要采取的最低限度行动，各国必须迈出决定性步伐。”2024年7月21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发表公报，从7月21日到8月11日，中央政府在20天内发布了10个文件，有4个文件与绿色低碳强相关。其中，7月30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加快构建碳排放双控制度体系工作方案》的通知强调，“十五五”时期，实施以强度控制为主、总量控制为辅的碳排放双控制度。7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指出，到2030年，重点领域绿色转型取得积极进展，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基本形成，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取得显著成效。到2035年，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基本建立，经济社会发展全面进入绿色低碳轨道，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这些文件表明了绿色低碳在中国的重要性，指导未来5—10年的发展目标。”张政伟说。

　　“中国坚持绿色低碳，是因为今天的竞争优势发生了变化。”张政伟说，“过去是别国教育中国要有绿色低碳意识，中国为此花费巨资进口相关设备，保证产品达标。但是中国在这10年坚定地朝着绿色低碳目标前进后，形成了新三样（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的核心竞争力，并且在绿色低碳领域建立了碾压性的优势。”相关数据可以佐证，2024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突破1300万辆，占全球总量的70%，并且连续5年位居全球第一；中国光伏新增装机量连续多年占据全球50%以上。在《关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中，政府对未来的发展也给出了量化工作目标：到2030年，节能环保产业规模达到15万亿元左右；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25%左右，抽水蓄能装机容量超过1.2亿千瓦；营运交通工具单位换算周转量碳排放强度比2020年下降9.5%左右；大宗固体废弃物年利用量达到45亿吨左右，主要资源产出率比2020年提高45%左右等。

　　这些目标的背后蕴藏着巨大的产业机会。“今天当我们谈论气候变化时，我们已经坐在了牌桌上，企业发展也已经证明，靠可持续发展是可以赚钱的，可持续是可以成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张振伟说，“所以，无论是‘义’还是‘利’，中国都应该坚持‘双碳’目标，为减缓全球气候变暖进程担负起自己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