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东英出生于1920年，北京市人。他说：“人到这个世界上来，应该有所作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没有意义。这是我的人生观。怎样才能有所作为呢？人无完人，应该用其所长，避其所短。找到国家需要和自己所长的结合点。然后在这条道路上努力，对国家有所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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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需要最重要

1939年，李东英考入北京辅仁大学物理系，1948年毕业于北京辅仁大学。在这中间，李东英为何休学几年？

原来，李东英当时一方面是得了结核病休学，另一方面，正值抗战时期，他从北京坐火车到开封，在开封“偷渡”被日本人占领的黄河，经郑州、洛阳、西安、宝鸡到广元，最后坐船到重庆，从沦陷区到大后方，在南山中学教书。抗日战争胜利后回到北京。

1949年7月1日，党的生日，李东英从抚顺到沈阳有色局。当时各矿“黄药”都没有，好几个月搞不出来，紧急开会研究。“黄药”是当时应用最广的硫化矿捕收剂，1815年由蔡斯首先进行合成研究，因其外观呈黄色，故而称之为“黄药”。李东英在会议室门口路过，被喊进去讨论。李东英判断是技术路线有问题，仅用两周时间就研究出第一批液体黄药，缓解了黄药缺乏的状况。而当时日本人研究了几个月都未能成功。他还研制了可以生产固体黄药的工艺设备，解决了黄药的运输和储存问题。时至今日，这套基本生产工艺仍在沿用。

这是李东英第一次把国家需要与个人选择结合在一起。

1951年，东北工业部安排80多人到苏联学习，李东英是其中一个，他学的选矿。建国之初，我国只能生产8种有色金属。到1957年，有40多种稀有金属不能生产，是空白。所以，1956年至1958年，李东英第二次留苏期间，他改了专业，在苏联稀有金属研究院学习。学成归国后，李东英带人一举攻克22种有色金属的冶炼，为两弹一星所需的金属材料的自给自足提供了坚实保障。

李东英最难忘这段求学和攻克难关的时光，他说：“国家的需要最重要，留学、改专业完全听从国家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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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土农用我国首创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稀土主要用于冶金和在石油化工上作接触剂，而对其他领域的应用尚未开展。李东英借鉴前苏联的一些经验，主张中国稀土资源的大量开发须立足于开拓量大面广的应用领域。

很多人说：“国外没把稀土用于农业，好像国外没用咱们用就奇怪了。”当时，粮食紧缺，在普遍质疑“不可能”的情况下，李东英尝试往粮食、经济作物上用稀土元素。

1972年，李东英首先倡导开展稀土农用的科学研究，他在有研总院燕郊干校的麦田和棉田里，进行了施用和不施用微量稀土元素的对比试验。结果表明，施用微量稀土元素的作物获得显著增产，并取得了优质和抗逆的效果。经过对作物果实的高纯分析，证明稀土元素没有进入其果实，从而取得配套技术和基础理论研究成果。

实践证明，稀土元素的应用提高了农业产量。20世纪90年代初，稀土在种植业上的应用已遍及全国30个省份，平均年推广面积约5000万亩，增产粮棉达100万吨，年增加经济效益6亿元以上，并向林业、牧业、养殖业发展扩大，累计获经济效益近百亿元，使我国在此领域居世界领先地位。

“稀土农用的确是咱们国家的首创。”谈及是把稀土应用到农业领域的第一人，李东英不把功劳归功于自己，他认为是国家的首创。

国家觉得还有用，我不回避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李东英协助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方毅组织并亲自参与攀枝花、包头、金川三大资源综合利用方案的研究制定和中国钨、锡、铝业科技开发政策研究，在充分利用中国金属矿产资源方面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由于长期从事科研和科技管理工作，对国内外科技发展现状和动向有较全面的了解和掌握，再加上知识面广、肯钻研、敢创新，李东英主持制定了将技术、经济、政策融于一体的《中国技术政策》材料工业部分，分别提出了材料工业11个方面50条技术政策、有色金属工业10个方面50条技术政策，并组织参与了全国科技长远规划有色金属部分的前期研究工作。

1990年，李东英和国务院稀土领导小组顾问徐驰联名向中央领导提交了《赣南稀土工业考察报告》，提出了四点建议，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宝贵的离子型中重稀土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

1998年，李东英向国家领导提交了题为“大力推广稀土农用，促进农林牧业增产”的建议，促进了国家领导对稀土农用工作的重视。

2002年，李东英和周廉、王震西、才鸿年、张国成等中国工程院院士联名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领导提交了“关于（在包头）建设”中国稀土谷“的建议”。

2009年，89岁高龄的李东英担任中国工程院“中国有色稀有金属材料的现状及发展战略研究”项目顾问，为制定中国有色稀有金属材料的发展战略和相关政策建言献策。

“人不在一线，不能自以为是。但国家觉得还有用，我不回避。”李东英退休后，始终不曾停止过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