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手巡九天，创国家重器日月同鉴；运筹泽八方，掖百年英才时代担当。”他曾经是造船专业的高材生，凭着对天文的热爱，27岁那年，放弃苦学多年的造船技术，拥抱梦想，改学天文学，正式开启“追星”生涯。他曾长期主持我国天文学的总体发展，为天文事业整整奋斗了70年，对中国现代天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爱上“天文梦”

1923年出生的王绶琯老家位于福建福州。1936年，王绶琯报考马尾海军学校，这是左宗棠在洋务运动时创办的一所著名学校。年仅13岁的王绶琯，从此踏上了十几年的航海征程。

后来因为近视，王绶琯就改行去学造船，一直是造船专业的高材生。在抗战末期，他考取了公费留学资格，开启了留学生涯。

27岁那年，凭着对天文的热爱，王绶琯放弃苦学多年的造船技术，拥抱梦想，改学天文学，正式开启“追星”生涯。彼时杰出的天文学家爱丁顿、金斯等对热爱天文的王绶琯影响颇深。王绶琯兴趣愈浓，阅读了很多高级科普读物、参观了英国的很多家天文台。

在国外，他联系并去拜访了英国格林尼治天文台的台长格里高利，两人相谈甚欢。格里高利赞成他来天文台工作，于是，王绶琯在完成毕业设计后，便来到格林尼治天文台。格里高利是经典天文学出身，而此时的天体物理学正方兴未艾。格里高利利用自己的身份，为王绶琯的学习、实践提供了很多便利，使他得以快速成长。

格里高利退休后，新来的台长艾伦是一位实验天体物理学家。王绶琯就跟着艾伦做试验和实测，熟练地掌握了天文学的研究方法。除了日常观测，王绶琯也开始撰写文章，逐渐从别人指点到自己独立解决问题，从而成长为了一名合格的天文学工作者。

王绶琯在伦敦天文台与同事合影，图片来源中国科学家博物馆

浩瀚宇宙中的“王绶琯星”

1952年，王绶琯收到当时紫金山天文台台长张钰哲的“共赴祖国天文建设”一封来信，他遂下定决心回国。

王绶琯回国后的第一件工作是跟随张钰哲修复60厘米望远镜，他负责弄清光学系统，参加安装和接收。王绶琯和几位年轻人齐心协力，提出了改进守时、播时、收时以及和野外测绘队紧密联系等应急措施。提高精度需要精密的仪器。为此，王绶琯和罗定江一起到苏联引进了当时较为先进的中星仪器。随后，很快完成这一次科研攻关。

观测任务完成后，王绶琯从上海调到北京，开始负责北京天文台射电天文学的筹建。他们从头开始，边学边工作。1962年起，王绶琯开始在沙河站举办“射电天文学讲习班”，组织天文台和相关高校从业者来学习实践，这些人也成为了早期射电天文学的骨干力量。

有了人才，还需要仪器设备。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同时由于苏联的射电望远镜也不能满足观测需要。王绶琯便尝试对苏联射电望远镜进行复制、重新设计、调适，从而研制出了我国首台射电天文望远镜——米波综合孔径射电望远镜系统等重要观测设备。

王绶琯带领年轻人，在密云基地，筹建射电望远镜基地。在条件十分简陋的情况下，他们设计和加工了32面6米的天线，建立了密云射电天文阵，为中国射电天文学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当时，澳大利亚天文学家克里斯琴生来华访问，在他的启发下，王绶琯又开始对密云射电天文阵进行改进。王绶琯提出了用“综合孔径”来提高观测效率，并拿出了设计方案，又在克里斯琴生的帮助下，把设计方案变成了现实。

1978年，中国科学院开始规划新的科学布局，王绶琯负责天文学部分，开始谋划天文学发展全局，来追赶世界前沿。此时，他提出了“第二代者承先启后，以观测基地与研究队伍之创建为务，期欲在第三四代置我国天文学于世界之林”。为此，他一方面将众多骨干派出国外去访学，另一方面开始筹划各种设备的建设，2.16米镜就是在这段时间完成的。

天文光谱是天体物理学研究的重要基础。起初，一台望远镜仅能测量一个星体光谱，随着技术的进步，望远镜可以同时测量多个光谱。而在许多重要领域，需要测量的光谱数以万计。这一领域有着很大的发展空间。由此入手，可以进一步提高中国的天文研究能力，并积累大量数据。为此，在1980年代后期，王绶琯和苏定强开始组织研究中心，邀请相关专家来讨论，最终在1993年提出了倡议建造LAMOST望远镜（大天区面积多目标光纤光谱天文望远镜）的方案。经过十几年的建设，LAMOST望远镜在2009年通过了验收，成为中国天文界的一架利器。

1993年10月11日，紫金山天文台将小行星国际编号为“3171”命名为“王绶琯星”。

1982年，王绶琯和江涛在希腊参加IAU大会时合照，图片来源见水印

甘为孩子的“启明星”

20世纪90年代，王绶琯曾经同一些高三学生谈论大学志愿，这些中学生都不打算未来从事科学研究。王绶琯陷入沉思：“中国还有多少青少年愿意在科海遨游？”

带着为国家培养杰出人才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他致函数十位院士和专家，呼吁共同开展“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活动”。这一提议得到了钱学森等60位科学家的积极支持，1999年6月，他们发起成立了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

俱乐部成立之初，王绶琯四处沟通合作细节。“不能把俱乐部的活动当成考试竞赛的‘敲门砖’。”从俱乐部成立时起，王绶琯就坚决反对掺杂任何应试教育、应赛教育的思想和做法。

“如果每年平均能有100名‘可能的科学苗子’参加科研实践，其中有2%—3%日后会成为顶尖人才，那么经年累月，效果还是可观的。为保住这些‘可能的科学苗子’，我们没有理由不尽力。”王绶琯说。

20年间，先后有5万多名中学生参加了俱乐部的活动，其中约3000人走进178个科研团队及国家重点实验室参加“科研实践”进所活动。俱乐部早期会员洪伟哲、臧充之等已成为国际科学前沿领军人物，钱文锋、从欢等入选“青年千人计划”。

为解决俱乐部的经费问题，他捐出了全部稿费，并自费购买大量书籍捐给甘肃、青海等偏远地区的学校。及至身体虚弱无法行走，他让女儿推着轮椅参加俱乐部活动。即便躺在病榻上，自称“眼睛、耳朵都开始罢工”，这位被孩子们称为“科学启明星”的老人仍在关心着俱乐部的未来：“中国要强盛，科技必须自立自强。我们尽力根植一片深厚的土壤，让科学之树枝繁叶茂。”

2021年1月28日，98岁的王绶琯与世长辞。追思会上，没有哀乐，一曲《夜空中最亮的星》在大厅中循环播放。浩瀚宇宙中，“王绶琯星”闪闪发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