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个人从小经历过战争的摧残，染上了一种奇怪的疾病，自己的爱好不被人所理解，拥有七次“被”转行的经历，事业的高峰期却被当成了“特务”，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他非常不幸，对他心生同情。
他就是我国激光技术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赵伊君，不仅没有被上述所有这些不幸压垮，还从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快乐。
来源：中国工程院
爱上物理学
1930年11月，赵伊君出生于北京，父亲赵广增当时是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卢沟桥事变，北平陷落。沦陷区的屈辱生活，让少年时代的赵伊君度过了一段艰苦岁月。
1943年10月，13岁的赵伊君和弟弟赵伊笋在母亲的拉扯下，随着苦难的迁徙人流，穿越炮火纷飞的战区，来到重庆与父亲赵广增汇合。一家四口蜗居在一间又小又潮的泥糊竹篱笆棚屋里，唯一的通风透光窗户，窗框是白木条，上面糊着一层桐油纸。屋里的摆设更是简单到了极点：一张用两条凳子搭建的床铺，一张桌子，一个小柜。
房子太窄，赵伊君和弟弟只能睡地铺。至于那张桌子，既是赵伊君和弟弟的课桌，又是赵广增的书桌，还是母亲做饭时和面、切菜的案板。恶劣的生存环境，使兄弟俩都染上了疾病，弟弟患热病夭折，赵伊君得了神经性胃痉挛，进食困难，休学半年。
休学期间，赵伊君在家待不住，就经常跑到沙坪坝一家小书店蹭书看。一天，书店里一册由因斯坦和英费尔德合著的《物理学的进化》中译本引起了赵伊君的注意。赵伊君浏览了几页后，就被书的内容深深吸引住了。
赵伊君越看越上瘾，书看完后，他反而觉得不解渴了。“牛顿天体力学是什么？”“牛顿与伽利略的争论又是怎么回事？”无数个问题在小脑袋里蹦了出来。
一次，他在饭桌上随便问起父亲一个问题，赵广增根本没有时间给他讲解，就说：“我从图书馆给你借本书看吧，你想知道的可能那里会有。”几天后，父亲从中央大学图书馆给他借来了牛顿的名著《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从这本书里，赵伊君又知道了微积分，接触到了希腊字母标识的星座，对这些新知识又产生了无限的兴趣，他的问题也越来越多。
1944年9月，赵伊君进入了中央大学附属中学沙校。因为《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这本书还没有完全弄通，赵伊君就把国文老师布置的书法作业与解读微积分结合起来。其他同学练习写大字，每天临摹的都是字帖，唯独赵伊君上交的书法作业都是老师看不懂的内容。有一天，国文老师问他：“你每天抄写的是什么呀？”赵伊君回答道：“我正在研究微分是什么，积分是什么，所以，就把牛顿的《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抄写了一遍。”国文老师听后的惊讶可想而知，一个刚上初中一年级的学生宣布自己正在研读大学微积分的课程，这恐怕可称得上是沙校建立以来的一大奇闻。一时间，赵伊君在沙校以“怪”出名了。
“特务”囚室里的科研
1953年，为适应国家即将开始的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对科技人才的迫切需要，全国高校理工科大部分系所1950年入学的学生提前一年毕业。结束了北京大学物理系学业的赵伊君被分配到刚刚成立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编入海军工程系二科的舰炮射击指挥仪与光学仪器教授会，担任助教。
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为了打破超级大国的核讹诈，决定进行原子弹研制和试验。根据国防科委的指示，军事工程学院参与了原子弹试验的效应测试分析任务，学校将其中的光辐射测试分析任务交给了新调入原子工程系的赵伊君。
赵伊君领受国家任务后，与同事一起从研究核爆炸光辐射理论入手，探讨了核火球中高温、高压气体的发光过程，基于强爆炸时空气中氧、氮分子反应动力学，定量描述了最小照度现象，补充了核爆炸的点爆炸理论，解决了利用光辐射的当量速报问题。他们还研制出“核爆炸光辐射最小照度到来时间测试仪”等3种光辐射测试设备，于1964年、1965年参加了我国第一、第二次核试验，均获得有价值的测量结果。
1968年底，赵伊君的核爆炸光辐射测试分析工作进入到新阶段，开始转向火球物理基础理论研究。
然而，在那个特殊岁月，他莫名被卷入一起潜伏特务集团案中，戴上了一顶“特务”的帽子，遭到隔离审查。
那段非人的日子。一间窗户上蒙着厚棉被透不过一丝光线，面积不够10平方米的囚室几乎使赵伊君与世隔绝。无休止的严酷审讯、饥饿陷阱、人格侮辱、肉体折磨，让他失去了往日的清醒和理性。但无论怎样，一个信念是坚不可摧的，那就是，“我不是特务，必须要活着出去，总有一天能够还原历史的真相”。
把问题想透彻了，赵伊君一阵轻松。他决定抛开一切思想包袱，在应付审讯外，潜心钻研自己的火球物理基础理论，过一种能够自我愉悦的“囚徒”生活。
思路清晰了，赵伊君立即着手钻研如何借助群论数学方法，编制研究火球原子分子物理结构的计算程序。囚室里没有桌子和床，地板上只有一张褥子，每天只送两个窝头和一杯水，赵伊君就盘腿坐在地板上，趴着身子用写交代材料的纸张，凭着记忆推演有关的定理和公式。
8个月后，“潜伏特务”的罪名不攻自破，赵伊君重获自由。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用整整一个月时间，把囚室里用群论方法编制研究火球原子分子物理结构计算程序的思考成果整理出来，写了满满三个笔记本。这些成果为他从事原子分子物理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转行”铸就“神光利剑”
现在的中国在激光领域上位居世界前列。不仅如此，中国的激光武器技术，还迅速赶超了美国30年。
20世纪70年代，随着中国核试验方式由大气层转入地下，赵伊君所在的光辐射测试专业前途暗淡，研究方向面临再一次调整。赵伊君和同事们把目光瞄准了强激光技术。
认准了这一目标，赵伊君在强激光技术领域一干就是40余年。在动荡的岁月中，赵伊君和同事们多方收集激光研究的前沿动态，四处购置设备，自己动手搞加工、做试验，热火朝天地干了起来。他从擅长的理论入手探索激光破坏机理，在看不到新文献的情况下，在国内首次提出固体层裂破坏理论，并编制出相应的计算程序，在这一领域做出了开创性成果。他和同事们还参与到640-3国家任务。
20世纪80年代初，赵伊君吸取640-3工程下马的教训，大胆提出了我国重启高能激光研究的新设想。经过多次验证，这一设想获得肯定，成为我国再次启动激光工程研究的起点，随后确定以国防科技大学为主体抓总，赵伊君任组长。
从此，赵伊君成为这一研究团队的灵魂，创造了由高等院校抓总做工程，将全国多个不同隶属关系、具备强劲科研实力的单位捆在一起，一干就是30年的奇迹。赵伊君带领来自全国5个部门、10个研究所、数百名科技人员组成的科研团队，经过概念研究——单元技术攻关——系统集成——大型综合试验，在新世纪来临之际获得了重要成果。赵伊君还提出了研制高技术装置的样机发展战略，获得总装备部领导的采纳，对推动我国新概念尖端技术及其应用发挥了重要作用。
少年迷上了浩瀚的星空，中年自我愉悦的“囚徒”生活，壮年科研取得突破的快乐。赵伊君说：“我的心境只有一种：耐得住寂寞，甘于寂寞，享受寂寞，把寂寞当作人生境界。从挫折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