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1月5日11点，“嫦娥一号”绕月探测卫星完成第一次近月制动，进入绕月轨道，成为月球表面第一颗真正属于中国的人造卫星。在中国航天飞行指挥控制中心，高音喇叭传出这一消息时，所有科研人员都击掌欢呼，笑声在大厅上空久久回荡。自从10月24日“嫦娥一号”在四川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升空后，“嫦娥”的一举一动无不牵着每个人的心。行百里者半九十。升空并不代表成功，除非进入预定轨道。

　　一位头发花白，却身板硬朗，精神矍铄的老人若有所思地走到僻静的角落，背过身子，掏出手绢偷偷擦掉眼泪。谁知，这一“悄悄”的行动，还是被摄影师“悄悄”地记录下来，悄悄地感动着亿万中国人。

　　这位老人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2009年中国最高科学奖获得者之一，被誉为“中国卫星之父”的孙家栋。传奇的他大半生与星、月打交道，见证了中国航空事业的传奇经历。“嫦娥一号”成功那一刻，孙家栋的眼泪就是明证。

“星月传奇”之绕月篇

　　孙家栋的眼泪是幸福的泪水，也是感慨的泪水。接手绕月卫星工程三年多来，一幕幕情景如蒙太奇般在脑海中闪过。

　　2004年夏天，75岁的孙家栋被任命为绕月工程总设计师时，有朋友善意提醒道：“你年纪大了，万一有个闪失岂不有损半世英名？”对此，他的回答很干脆：“只要国家需要，我就去做！”

　　作为航天专家，他其实比谁都明白：航天事业是世界公认的高风险活动，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中国以前都是研究离地球几万公里的近空卫星，对于深空探测还未涉足，光是地球与月球之间的38万公里的通讯测控就是很大的难题。想来想去，孙家栋意识到绕月卫星的发射，将为中国深空探测开启一扇门时，再度想起自己年轻时的誓言，“为了国家的航空，豁出命也要干”。

　　于是，他下定“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决心，并把所有心血都倾注在“奔月”上。他常年往返北京、西昌等地，一双双磨破的布鞋，一张张前往西昌的机票，无不写满他的劳苦。何时发射、何时入轨、何时测控……这些问题常常让孙家栋彻夜难眠。有时凌晨一两点，他半卧床头思考关于卫星入轨的事情，想着想着就轻轻起身，为老伴盖好被子后，便信步走向阳台。这时，月光如水般洒在庭院里，也洒在老人的花发上。看着如玉盘般的月亮，孙家栋喃喃自语：“什么时候卫星才能到你上面呀？我要是有翅膀，就飞上去看看了！”然后，他默默盘算如何对探月卫星进行远程测控。因为在航空领域里，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如果不能准确测控，发射时就可能发生意外。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流逝。当天空泛白，月亮渐渐隐去时，老伴轻手轻脚来到他身边，为他轻轻披上衣服。他回过头，抱歉地笑笑，然后扯扯衣服。

　　付出总有回报。在孙家栋的主持下，探月工程的五大系统（火箭、卫星、探测、应用、发射靶场）顺利开展，许多航天技术问题迎刃而解。需要有人定板定案时，孙家栋绝不含糊。2007年，对使用长三甲还是推力更大的长三乙发射“嫦娥一号”这个问题，科技人员有不同看法。孙家栋分析说：“长三甲被称为‘金牌火箭’，稳定性强、可靠性高，推力不是最大但够用，我们是第一次去月球，一定要将成熟技术和新技术交叉使用，最大限度保证工程目标的实现。”孙家栋最后拍板使用长三甲，大家心服口服。

　　2004年—2007年，中国绕月卫星奇迹般拉开序幕。奇迹的缔造者和见证者，非孙家栋莫属。

“星月传奇”之卫星篇

　　从1970年到现在，中国航空有80多颗人造卫星，平均每年2颗，中间也含艰难的十年（1970-1980年）。这些数字的三分之一都与孙家栋有关。

　　作为我国月球探测的主要倡导者和工程领导者之一，中国第一枚导弹总体、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第一颗静止轨道试验通信卫星的技术负责人，孙家栋最难忘的，便是“星月传奇”的第一站，举世闻名的“东方红”一号。

　　1967年，党中央把“两弹一星”工作提上议事日程。“中国人自己的人造卫星，不能像鸡蛋那么大！”这是毛主席为首的中央领导人提出的要求。当年夏天，中央组建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由科学家钱学森任院长。当时，从苏联归国的孙家栋正在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从事导弹研究工作。钱学森很早就知道了这位脚踏实地的中年人。很快，在钱学森推荐下，孙家栋被调到新组建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出任卫星总体设计部负责人。

　　“国家需要，我就上！”孙家栋毫不犹豫，轻装上任。

　　说轻装，实际上是指孙家栋在多年学术工作中形成“举重若轻”的心态：看似重若千钧，我自岿然不动。重担之下，孙家栋很快理清思路，决定分三步走：选人才，定方案，找人拍板。

　　“卫星要上天，选人是头等大事。”钱学森曾经说过。于是，孙家栋从搞卫星的需要出发，选来自不同派别的18名技术人员组成“卫星启动组”，这18人后来被誉为“航天18勇士”。

　　人选好了，如何开展工作呢？当时，赵九章等人已经写了长达300页的卫星研究课题，但还没完全深入。孙家栋翻着文件，他想起聂元帅的八字方针“尽量简单，尽快上天”。他决定，不能为文件而文件，更不能在研究上大作文章，因为国家等不起。很快，30多页的执行方案出炉。当时国内环境复杂，能做到这点殊为不易。

　　最后一关是找人拍板。因为这是国家大事，需要党中央或国防部的领导签字确认；可是由于种种原因，当时居然无人敢站出来。孙家栋深知航天事业绝不能因政治原因耽搁，但他又不可能直接找国务院领导。情急之下，他咬牙敲开国防科委副主任刘华清的门：“刘主任，这事儿现在就你最有发言权。懂得签，不懂你也得签，否则没法做。”刘华清看着孙家栋坚毅的眼神，二话不说在方案书上签字。

　　拿到自己给自己下的“军令状”，孙家栋心里相当沉重。毛主席关于“鸡蛋那般大的（卫星）我们不抛”的誓言犹在耳边，苏、美、法等国卫星纷纷上天已成事实，时不我待，再晚就要成为中华民族的“罪人”。抱着这样的心态，孙家栋投入到忘我工作中。

　　一天、两天；一月、两月；一年，两年……1974年4月24日21时34分。重173千克的卫星“东方红”成功升空，太空中第一次响起悦耳的“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此卫星重量相当于苏、美、法三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总和，当然不是鸡蛋能比的。

　　成功永远属于守得住寂寞的人。孙家栋清楚认识到，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这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自己肩上的担子还很重，当务之急，心态调整是第一位。一周后的“五一”劳动节夜里，“东方红”研究院的17位勇士受邀请到天安门观礼。作为最大的功臣，由于各种原因，孙家栋却没被受邀之列。孙家栋没有计较。那天晚上，他在天安门广场为爱人买了一件毛衣，然后平静地回到家中，坐在写字台前整理思路。

　　继“东方红”后，孙家栋先后主导和参与了“实践一号”、“东方红二号”、“东方红三号”等卫星的发射工作。每一颗卫星升空，都记载着孙家栋的一个传奇故事。这些故事，将永远记入中国的航空史册。由于他在人造卫星方面的卓越贡献，国家于1999年授予他“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010年1月11日，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他被评为2009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国家主席胡锦涛为其颁奖。这些，都是对这位“星月传奇”背后的科学伟人最公正评价。

“星月传奇”之机遇篇

　　孙家栋在航天事业上的成就，绝非偶然。但他人生的几个重要转折点，都有着莫可名状的偶然。尤其是他在接触航天事业之前，经历真是波澜起伏。

　　孙家栋于1948年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预科班专修俄文，后来转入汽车系。如果按这种轨迹，他可能终生不会与航天打交道。可奇迹还是发生了。

　　1950年正月十五，哈工大到处喜气洋洋。原来，当天全校会餐，每个学生都可以分得一碗红烧肉。这可是大家梦寐以求的美餐，不少人甚至放弃与亲友团聚的机会。孙家栋心里早盘算好：晚上18：30吃肉，19：00到姐姐家团圆，然后和姐姐、姐夫拉拉家常。

　　18：00，学校小餐厅里人满为患。学生们用筷子敲着碗，兴高采烈地盯着那盆红烧肉，只等开饭时间，有人甚至已经开始咽口水。孙家栋自然也在其中。正在这时，学校领导来到餐厅，当众宣传一条消息：有意愿的同学可以现场报名参加空军，两小时后乘坐开往北京的列车。那时的学生，都梦想着能参军，因为参加空军便“全家无尚光荣”。

　　和其他同学一样，孙家栋当即报了名。当其它同学回宿舍整理行李时，他加速吃了几块红烧肉，只可惜没有时间告诉姐姐自己的决定。20：30，孙家栋穿上军装，爬上前往解放军第四航校的列车。一年后，他凭优获取公派苏联留学的资格，毕业后以全优成绩获得斯大林头像金奖。

　　因为参军，孙家栋才有机会与中国航空的“星月传奇”结缘，并进而引发一系列传奇故事。而传奇的背后，是他对学问孜孜不倦的追求，对对命运不屈的抗争，对祖国赤诚的热爱。孙家栋对航天事业的贡献，正如80华诞时，“航天之父”钱学森给他的贺信所写一样，“自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首战告捷起，到绕月探测工程的圆满成功，您几十年来为中国航天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共和国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我为您取得的成就感到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