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北欧小国的教授，奠定仰韶文化和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基础！

2021年10月，仰韶文化发现暨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纪念大会在河南三门峡市渑池县召开后，仰韶文化再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100年前，一位来自北欧小国的教授，在大会召开地仰韶村挥起科学发掘的第一铲。随着精美彩陶的出土，一段距今六七千年的史前文明出现在世人面前。

中国的现代考古学为什么要西方人来牵头？他为何来到中国？他如何发现并推动仰韶文化的发展？……为弄清这些问题，且把镜头拉回100年前的仰韶村。

万里之行为争气

1921年4月21日，渑池县政府第三科录事（即缮写文件的职工）王茂斋受县知事（即县令）胡毓藩之托，与四名警察乘坐公家汽车护送北洋政府农商部地质调查所顾问安特生到县北九公里处的仰韶村。安特生一行住在当地大户王兆祺的闲宅里，一边田野考古、调查和拍照，一边收购村民捡来的陶片或石器。

安特生生于瑞典西郊的农村，在本国知名的乌普萨大学地质学专业学习。1901年，27岁的他获得博士学位并留校任助教；同年，他参加由奥托·诺顿斯基德发起的南极洲考察活动；1906年，他升为乌普萨大学教授，兼瑞典地质研究所所长，组织编写了四卷本的《世界铁矿资源》调查报告。

安特生平静的地质研究生活因楼兰发现事件被打乱。他在南极考察期间，本国的地理学家赫文·斯定在中国发现了被遗忘千年之久的楼兰古城，引起世界轰动。

与发现楼兰古城相比，安特生的南极考察显得平平无奇，瑞典国内对斯定的支持和赞誉之声很高，这让身为地质研究所所长的安特生很郁闷。正在这时，他收到中国北洋政府聘他任农商部矿政司顾问的邀请函。

清朝末年，朝廷受西方国家的影响，在京师大学堂设立格致科，科下设化学、地质二门自然学科，每门仅有三名学生。后来京师大学堂改名北京大学，主抓文科，地质科名存实亡。清朝灭亡，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本着实业救国的目的，在农商部矿政司下设立地质科，留学归来的章鸿钊、丁文江先后任科长。丁文江从调查矿产为政府增收的角度出发，向政府建议聘请具有国际声誉的安特生为农商部矿政司顾问。

前有斯定发现楼兰古城先例的激励，加之对中国古老文明的向往，安特生辞去瑞典的所有职务，辗转千里，于1914年5月16日抵达北京。

安特生在中国，图片来源：渑池县志 

探矿考古俱有成

安特生的主要工作是调查中国北方的煤矿、铁矿的分布和储藏情况，兼任新成立的地质研究所讲师。在京期间他不仅发现烟简山铁矿，还培养出中国首批地质调配人才，得到民国总统袁世凯的接见和勉励。

只可惜好景不长，袁世凯死后，军阀混战，安特生无法开展探矿工作，只得把兴趣转向化石收藏和考古方向。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原矿政司地质科）所长丁文江主动找到他，从经费和行政上给予他大力支持。

安特生由此投入到化石收集和考古工作中来。从1918年开始，他收集了大量的哺乳动物化石和较古老的石器，并撰写了《中国新石器类型的石器》等论文，发表后在欧洲考古界引起强烈反响。同时，他从北京周口店出土的哺乳动物化石中敏锐地察觉到，这里曾经是古人类出没的地方。经他推荐，同行的师丹斯基确定了周口店的试掘现场并作了标记。到1919年12月2日，考古工作者裴文中和同事果然在试掘现场挖出保存完好的古人猿头盖骨化石。

安特生没时间跟进周口店试掘的事，他把目光投向了位于中原的河南渑池县。几年前，他在从北京到洛阳的火车上偶遇瑞典女教士玛利亚，得知渑池的村民把古生物化石用来砌墙。1920年秋安特生派地质调查所的采集员刘长生前往渑池查看情况，刘长生此行从村民手中收集、购买到600多件出土的石器。

安特生仔细研究了这些石器，推断仰韶村很可能是还没被发现的石器时代遗存！

带着这样的想法，安特生于1921年4月首次来到仰韶村，这才有前文他入住刘家闲宅开展野外考察的一幕。

二下渑池收获丰

安特生首次到仰韶村，共收集石器、骨器、陶片等数百件，装成四大木箱，用火车运回北京。他返京后系统地研究了这些器件，并结合多年的考古经验，更加确定仰韶村是重要的远古文化遗存，有必要进行专业的考古发掘。

1921年10月25日，安特生带着陈德广、袁复礼等地质调查所同事及师丹斯基等外籍博士来到渑池县政府。两天后，安特生指挥一众人等展开发掘工作。接下来的日子，他白天现场督导发掘，给袁复礼等人讲解考古发掘的原则、要点、注意事项等，其中包括打格分方、测量三维坐标等发掘技巧；晚上常常住在工地上的小帐蓬里，指导队员如何把实物画成草图，并进一步进行考古分析。

仰韶村的安特生旧居，图片来源：见水印 

考古发掘持续38天，共挖掘了17个点，出土了大量陶器、石器、骨器等。12月3日，他把这些珍贵的实物连同行李装成11只木箱，火车运回京。

作为我国第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田野考古发掘工作，安特生主持的仰韶发掘结束了此前西方人普遍认为“中国无石器时代”的论断，在中国近现代考古史上产生了较深刻的影响。

安特生（左二）在仰韶村首次发掘时的合影 图源：渑池县志

无形奠基考古学

安特生返京后，立即组织学者、考古专家对这批实物进行系统全面的鉴定、比较和论证，最终确定它们正是新时期石器的文化遗存。按照考古学惯例，以首次发现地将其命名为“仰韶文化”。同时因遗存中彩陶居多，所以又被称为“彩陶文化”。

确定名称之后，安特生接下来要解决两个考古问题：一是仰韶文化区域有多大，二是仰韶文化的来源在哪里。

为此，他率队从陕西西安出发，先后到达甘肃、青海、新疆等地，发掘了罗汉堂、马家窑等50多个仰韶文化遗址。

1923年，安特生的考古论文《中华之远古文化》公开发表。文章详细阐述了仰韶村考古发掘的过程，从科学角度分析了仰韶彩陶的材质、出土年份等，并正式提出“仰韶文化”这个名字。此文开启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新纪元。仰韶文化成为中国考古史上首个正式命名的远古文化体系，安特生也因此被誉为“仰韶文化之父”。

文中同时指出，由于仰韶的彩陶和中亚的安诺彩陶极为相似，根据安诺彩陶早于仰韶彩陶的事实，仰韶文化可能由西向东，经新疆等地传入河南。这就是中国考古史上著名的“中国文化西来说”。

这种学说正确与否，在当时没有定论。为了找到答案，也出于强烈的爱国情怀，我国第一代考古工作者李济、梁思永及参与仰韶考古发掘的袁复礼等人努力开展考古工作，先后发掘了山西夏县西阴村、河南安阳“后岗三叠层”等遗址。新中国成立后，第二代考古工作者发掘出陕西西安半坡、河南陕县庙底等文化遗址。这些遗址有力的证明，仰韶文化不是“西来”，而是由中原“东去”扩散。

好在生性豁达的安特生没有固执己见，而是公开发文否认了自己提出的“中国文化西来说”，同时也指明因个人研究有限不能确定其来源。这个来自北欧小国的“仰韶文化之父”，为中国现代考古学做了最后一个贡献。